诗人写诗除了自我欣赏外,都想让自己的诗作传世。唐时没有报纸杂志等媒体供发表,只能靠一些原始简单的方式传播。方法虽拙朴,但却多姿多彩,很有趣。 诗简传诗。就是用盛具传递诗作。盛具用竹简或特制的瓷筒。王维晚年隐居辋川别墅,与时任地方太守的裴迪写诗唱和。因为该地竹子多,王维常用竹筒盛诗和裴迪互赠诗作。白居易任杭州太守,公余节假时与当地文人饮酒赋诗寄兴。诗人元稹时任会稽(今浙江绍兴)太守,白居易常派歌伎高玲珑、谢好好用瓷筒传递双方诗作,白居易为此还写诗记胜:“为向两州邮诗作,高谢来去递诗筒。”
诗瓢漂诗。唐代和尚唐球为解寺院寂寞,常写诗,但又苦于流传不出去,于是用葫芦盛诗作从深山小涧漂流而下,任其西东。为此他还写诗说:“斯文不沉没,方知吾苦心。”还有在树叶上、纸帛上写诗,用盛具装好后从河中漂去,让别人捡去面世“发表”。
诗板题诗。唐代是诗的王国,普天下崇诗。人们在风景名胜、商业店铺、旅馆驿站等地墙上粉刷出一块诗板,来供过路文人题诗。据传崔颢《黄鹤楼》、王之涣《登鹳雀楼》都是从诗板题诗传开来的。李白游黄鹤楼,被眼前景物陶醉,但却不题诗了,因为“崔颢题诗在墙头”。诗人过处,往往有人请求在诗板上留下诗作,李白游报恩寺,寺僧恭敬地捧出诗板要大诗人题诗。诗板多了,精粹却并不多,于是劣诗往往被抽下。诗人薛能游蜀地飞泉亭,见亭上“有诗板百余篇”,薛诗人把诗板全部抽走,只留下文端《巫山高》等诗板。刘禹锡过巫山庙,摘下千余块诗板,只留下数十块而已。
上山乞诗。寺院乃藏龙卧虎之地,寺僧中有不少诗人,因此有人上寺院乞诗。“山僧封诗寄,野客乞诗归”。有人乞诗,寺僧诗作也可以流传于世了。李商隐晚年穷居山林,不少人通过各种渠道向大诗人乞诗。文人昆山带着数十丈布帛通过李商隐的远房亲戚引见向诗人乞诗。这一回让昆山满载而归,他乞得诗人《柳枝》五首。
文人窃诗。有的文人为了邀名声就窃取诗人新作为己有。唐代科举考试,有的文人写不出好诗应试就窃人之作。有一应试者盗得杨衡诗一首参考结果登第。杨衡当即责骂“‘一一鹤声飞上天’一句,你偷了没有?”那人答日:“此句知兄最惜,不敢偷。”杨衡见自己佳句未被偷,笑着说“犹可恕也。”当时社会看好元、白诗,他们的诗常被人盗取。李商隐“镂月为歌扇,裁云作舞衣”二句被时人张怀庆“窃为已作”,只在二句之前加上“生情”、“出性”,改头换面。当然,偷诗不道德,但也为诗的流传出了力。
诗人卖诗。古代没有稿费,但有“润笔”,写诗可以索润笔。中唐后卖诗较普遍。名人诗价值高。最高的要数白居易、元稹了。白居易一首诗索要100金。白居易《长恨歌》卖给勾栏歌院500金。白诗值钱,就是能唱《长恨歌》的歌伎身价也倍增。李益诗乐工争买谱曲,卖给歌院。因此李益诗可以作代价券。持有李益诗可以在勾栏歌院喝酒休闲,甚至还可以充当车马费,坐轿费。写诗有了价值,便刺激了诗人创作热情,也使诗可以大量流传。
文身刺诗。把诗刺在身上,很能引起哄动效应。唐代居要县令捕得一个叫李胜的罪犯,县令判他杖刑一百。临刑时,犯人脱下衣服,只见该犯浑身都刺有时人诗作,县令查看竟有一首自己写的七绝,大为感动,下令免刑。荆州有个叫葛清的人“自颈以下遍刺白居易等人诗”,有的还自己配上图画,被时人称为“白居易舍人作诗图”。唐代长安人烟阜盛,混混多,五陵年少,多以文诗为时髦,谁身上文有诗人新作,身价就高,很受勾栏歌女青睐。
诗人呈诗。为了追求闻达,诗人将自己的诗呈献给朝廷显贵。既敲开了为自己闻达之门,又“发表”了自己的诗作。李白初到长安,便把自己新作《蜀道难》呈献给当时文坛领袖、丞相贺知章。贺读完李白诗夸奖说:“先生真是谪仙啊!”由此李白被尊为“谪仙”而名扬天下。白居易十六岁游历长安,拿出自己一集诗呈献给丞相、诗人顾况,得到顾况赏识,也由此名扬天下。唐代有“温卷”习俗,科考前将自己的诗作呈献给考官,投石问路。如众所周知的朱庆余呈给水部员外郎张籍的“洞房昨夜停红烛”诗,贴切风趣,传为佳话。
发表渠道多多,但毕竟拙朴,难免遗失不少佳作。像著名诗人贺知章、王之涣等仅留下几首诗,真是可惜。这足见当时的条件下诗歌创作、流传之不易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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